笔者：Blair
我第一次真正走进香港这个城市的时候，在铜锣湾吃完仪式性的网红拉面，兴致盎然地绕过地铁入口走到中环。铜锣湾一如既往地烟火缭绕、人头攒动，到了湾仔便是周五预备起蠢蠢欲动的红灯区，再到金钟时，万丈高楼突然在一处交通枢纽拔地而起，从斑驳破旧的老楼一下被刷新成集装箱般雷同的办公楼。
不就就到了中环，周五晚上十点依然能看到星星点点的办公室灯光挑着，依稀可以想象里面埋头苦干的人影。
“多少人挤破头想在这些办公室里有一席之地啊，”我转头跟朋友说到。
其实我是个大都会的旅居者，既不常驻，也不短居，便如这座城市里其他八百万片浮萍一般，无根无叶，却有根有据地漂泊着。因为这里，很少有人在乎你从哪来、到哪去，人与人之间不过是暂时栖息是恰好坐落在同一座孤岛上的坐标。
小时候听说这里是个好地方：工资高、纳税少、吃喝玩乐选择多，俊男靓女与灯红酒绿。
记得有次在湾仔的露台酒吧，和一个从瑞士旅行而来的consultant边喝酒边瞎扯着哪条路是铜锣湾和湾仔的边界，有一搭没一搭地为了说话而说话，其实到后面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只记得对面的人把港岛各大夜店无一不落地数了一遍：一会我要去zentralpickupmembershipcard，要不要一起？
这座城市里80%的会面都这么random。从抬头对视，到走过去买酒，到喝醉，再到其他，便如这座城市快了三倍的电梯运转速度一样，人和人之间本该走过的“走心”，或只是“假装尝试走心”，被无限次加速。
其实这里像浮萍一样生活的人，也都来自不同的原点。我是从一次到了香港之后的偶然出关意识到这件事的。回来时拿着港澳通行证走向大陆旅客通道，谁知却听来一句：学生签走居民通道。
噢。
排过两次队，再到上地铁，不过半小时时间，便已经把过关前各类几乎蹦出眼泪的情绪抛之脑后，只想着明天的dueduedue，和下周的各类recruitmenttalk。
香港是个好地方，让人忙到“乐不思蜀”，不管晚上做梦到什么，早上其他也不会花一秒钟会想，像机械一样对着镜子画满全副精致的装，再出去跟人见面握手，重复一样的话。
要说起这个城市，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就是：persona。
每幢楼有个persona：其实大多都是长江集团和新鸿基的，但房地产商财大气粗不在乎广告，把楼顶广告位划出来卖个各类投资银行挂牌。
每个地方也有persona：HSBC买下大楼前两块地，寸土寸金处不造楼却修花园，为了缓冲正对尖沙咀的戾气。中环某一线投行的办公室自从租金从一百五十万一个月涨到八百万之后，被迫搬迁，后来竟被屈臣氏租下来挂广告牌。
在惠灵顿街吃云吞，据说是一家连续多年蝉联米其林的云吞店，一颗云吞有半个拳头大小，店内人头密集地坐着，窗口里能看见几个中老年妇女在单调性重复包云吞。
“你别看这个店翻台率这么高，其实lkf的店不太可能回本的，但是招牌做起来别的地方开的店就能赚钱。”
地租，金融，吃喝。
香港跟人开话题无非就这几个方式了。这里的人不会像上海一样，下午三点挤到弄堂口排队等一炉新鲜出炉的葱油饼；也不会像纽约一样，整座城市布满主题各异的歌剧及艺术馆；更不会像洛杉矶一样，费尽心思鼓捣装置艺术巴结上所为“artcity”的边角。
但这里不失是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研究样本。走进兰桂坊酒吧时里面人的香水味古龙水味甚至赶在水烟味前飘了出来；走进一看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一身硬材质衬衣西装革履，挽起袖口为了露出手腕上的腕表。
撑在吧台前点了一杯ginandtonic，灯火摇曳下折射出电光蓝的诡秘颜色，开始跟旁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喊着对话，一边震惊于一个萍水相逢人背后的各类title，对应到大宗世界观下的category里再想跟我有啥关系。礼貌性对话完，交换联系方式离开吧台。
凌晨两点，我从辗转的第三个酒吧里走出来坐上出租车，夜深了路上没人，在本不该崎岖的路上出租车开的像过山车。打开手机默认般点开第一首A开头的歌，早就在当年还有心有肺的时候耳熟能详。听着听着发现自己好像麻木了，不再有大脑感知清晰的心脏抽搐感，只是感觉空虚在拖曳着自己下沉。随后出租车在高速上一个急转弯，没绑安全带的我翻在了地上，司机停车后便急忙冲到路边吐。随后便在视力模糊的跌撞中缓缓摸回住处。
其实从来没有所谓深夜的放纵，只是在无聊麻木的辗转反则中重复机械性社交动词，再抬头看向镜子里自己妆容已花的脸颊。
文
Blair,WST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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