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多伦多城里一直刮大风，偶尔飘雪。这在北国之地并不稀罕，有时五月还能见到雪花。昨日天终于晴定了，我出门散步。北国的阳光割眼，让人看着几乎想流泪。天空的颜色对作家的词汇存储量是个考验：到底是瓦蓝，还是湛蓝，还是海蓝？每个词都接近，但每个词都不精准。只有一点是大致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没有人会从这样的蓝里联想到死亡。
可是死亡正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我不忍低头细看脚下，因为土地满目疮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第五个月份。我所在的安大略省乃至整个加拿大，还有相邻的美国，还有隔着一个大西洋的欧洲各国，都还没有走过黑暗时期，每天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依然在持续攀升。
这个四月，赞美之词如刺鲠喉，实在难以出口，时常想起的，却是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
Aprilisthecruelestmonth,breedingLilacsoutofthedeadland,mixingMemoryanddesire,stirringDullrootswithspringrain…四月，残忍的春天，死亡的土地上哺育着紫丁香，在尚未消逝的记忆里掺杂着难以满足的欲望，用清新的甘露滋润着麻木不仁，沉睡的草根……──许渊冲译
肺炎席卷全球中国北美都遭殃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冠状病毒的图像，是在武汉封城的当日。或许在这之前它也曾在我的视线中一闪而过，但我心不在焉，并没有特别留意。那是一个灰色的圆球，上面长满了红色的嘴，或者是刺，看上去像章鱼，也像是蝎子。我不懂生物学，也从未在显微镜底下观察过微生物，但我当时就认定那些颜色都是科学家套上去的，因为这样邪恶的虫子只配有一种颜色：黑色──那是死亡的颜色。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的反应很奇特，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无论后来我又看见它多少次，我的皮肤总是先于我的感官和脑子，对它生出最直接的恐惧和厌恶。
由于这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对人类生活的大举进犯，我由于这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对人类生活的大举进犯，我在各种程度的出行受限状态里，已经生活了整整三个月。
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年二十九，我从三亚赶回家乡温州，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母亲做九十大寿。由于三亚偏远的地理位置，也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没有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湖北大爆发，也不知道武汉此时正在经历封城。我在这个错误的时间档口，糊里糊涂地进入了温州。
温州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经商从工就学的人数众多，其中有一大批人在武汉封城前后以各种渠道回到老家过春节，导致温州成了全国除湖北所属城镇之外的第二大重疫区，被人们谑称为「湖北省温州市」。在我抵温不久，为了尽快抑制疫情，温州市政府发布了出行限制令，对生活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
从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九，我因疫情困于城内三周。温州虽然是我的故土，但我去国离乡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每年回乡数次，然而每次都是以客人的身份，日常生活都有亲友安排照顾。而疫情之下的封闭式管理意想不到地切断了我在温州的社会关系，我独自一人居住在老城区的「蜗居」里，陷入了为日常生活所需的供应链的担忧之中。我向来生活能力极差，在读书码字之外的世界里是个彻彻底底的「弱智」一族，至此时才深切地意识到：我的「乡人」身份经不得人间烟火的粗浅考验，无论平常如何自诩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一场瘟疫可以瞬间将我推入惶恐无助狼狈不堪的境地之中。
三周之后，我终于离开温州，回到多伦多。在自我规定的两周隔离之后，还没来得及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北美疫情大爆发。没多久，加拿大政府颁布「社交隔离」（socialdistancing）政策，全国进入除必要服务之外的全面停摆状态。
死亡人数高速攀升人们只得闭门不出
中国疫情的至暗时期刚刚过去，世界进入紧急状态，坏消息接踵而至：义大利告急，紧接着便是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再接着便是北美的陷落──巴黎和纽约城里住着好几位朋友，他们的平安一直牵挂在我心中；加拿大总理夫人苏菲受到感染，全家老小十七口人进入居家隔离；英国首相强森病情危急，一度进入急救室；全球失业人口呈直线上升，原油期货进入史无前例的负数交易……这三个月里，每一个夜晚临睡之前，我都告诉自己：最坏的已经发生过了，世界已沉在谷底，不可能再坏了。可是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只有更坏，而没有最坏──最坏依旧还行走在途中。
那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尸房，剥夺了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和亲人告别的权利──那是连罪大恶极的死囚都享有的权利，还有他们给父母送终、看儿女长大的机会。它逼着世界进入停摆，然后冷眼相看人类由此陷入的相互指责厮杀、创伤贫穷。
这是我对病毒的公愤──武汉、温州、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的愤怒中，也有我的一份。
但我还有私仇，因为那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也夺走了我个人生活中寥寥几样的乐趣。
它夺去了我的手带给我的欢乐。我再也不敢去抚摩新春里长出的第一朵水仙，邻居孩子的脸，街上跑过来闻我裤脚的猫，我钱包里的纸币，甚至我自己家大门上的把手。
它也夺走了我的脚带给我的欢乐。国境关闭，公用设施关闭，剧场电影院关闭，商场关闭……我那双季风一来就渴望行走的脚，再也不能带着我去看望亲友，去寻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新奇。我的鞋子在柜子里渐渐变黄，发霉。我的机票、戏票、音乐会票子成为几张废纸。
它也夺去了我思想的快乐，在我的脑子和舌头之间步下无数障碍。我在说每一句话之前都战战兢兢，生怕被归在某些骇人的阵容之中，尽管我已三十年不再与人群和口号为伍。一场瘟疫除了撷取性命之外，也制造了多少颗玻璃一样脆弱的心，多少只钢锥一样指向他人的手指，逼着人站在细窄的分界线上，做着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
它还夺走了几个我相交了多年的朋友──我不是说他们的生命，而是说我和他们的友情。假如没有这场瘟疫，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其实很早就和我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假如没有这场瘟疫，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世界在他们的眼中和在我的眼中，原来是两个如此截然不同的版本。我怜悯的，他们诅咒；我尊重的，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热衷的，我只能保持沉默。但沉默也是一种冒犯，于是我只能离开，因为我已被他们视为异类。我们从这里分手，也许还会在某一个山重水复的时刻，重逢于某一条弯道上，也许永远不会。这样的生离其实和死别相差不大，我虽然伤心，但也只能接受。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人很早就这样说过。
人与人的信任随着疫情蔓延而减少
最重要的是，那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还夺走了我对世界的信任。它让我提防边界，提防迎面走过的行人，提防天上飞过的鸟，提防脚边走过的动物，提防盘子里的食品，提防扯得很响的嗓门，提防文字，提防数据，甚至提防邻居。前几天我十几年的邻居，一位七十多岁的黑人老太太，给我和先生送来了复活节的蛋糕。我们站在自己的地界里，遥遥地招手，轻声地说话，以防飞沫爆炸。她把装着蛋糕的纸袋放在我们界内的水泥地上，走回她自己的地界，然后示意我们去取，我们只能用嘴型和手势表达着谢意。它们，这些虫子，让我们活在了一个怀疑一切的世界里，我深感羞愧。
这是怎样的一个寒冷荒瘠的冬天啊？我什么也不能做，除了在散步时看见经过的公共汽车，对司机高高地伸出我的拇指以示感谢；或者在超市购物时，对身边那个拿着纸巾一次又一次地给柜台消毒的服务员，说一声「你做的，我真心感恩」。一个手势，一句话，我看见他们疲惫的脸亮了，那一瞬间，我带给自己的快乐，远胜过我带给他们的。当然，我也给需要口罩的朋友送过口罩；给由于疫情取消了演出的剧场，捐献了购票时的金额。
除此之外，我真是百无一用。
我恨自己不是医生，不能冲进急救室亲手参与救治性命；我恨自己不是比尔．盖茨，可以一散千金以缓解失业者的窘急；我恨自己不再年轻，不能加入义工行列，医院的走廊；我什至恨自己不会开车，不能参与志愿送货者的队伍，给供应链出了问题的老人家们，送一顿热饭或一包日用品。那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让我厌恶了自身。过去我引以为傲的一切，比如知识，比如创造力，比如悲悯之心，比如公德，在这个冬天毫无用处。这个冬天我觉得活在世上是个废物。
我顺着家门前的那条路一直散步，走到住宅附近的公园，走上一片长着绿草的小坡。坡上有一棵树，开着小小的红花，从树下望天，树的枝干和花蕾硬朗地舒展开来，把蓝天变成一幅线条明晰的剪纸。我仔细观察，才发觉那些星星点点的红并不是花，而是芽叶。我从未见过那样猩红的芽叶。那些芽叶是怀着对冬天何等的愤怒，对春天何等的期盼，才能把自己憋成这样的颜色啊。愤怒和期盼也是一种强盛的生命力，我深感震撼。
不，我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我至少可以记录下，这个严冬里我所储藏的情绪。我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