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年以来，澳门居民对国家和特区*府的信任一直保持高水平，国家认同较高，被认为是“一国两制”实施的成功典范。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普遍的高认同？这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似乎是一个有意思的讨论。
澳门居民的*治和身份认同感趋势变化
自回归以来，澳门居民的*治态度（包括*治信任和国族认同程度）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1.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较高
根据香港大学年《澳门地区定期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年的20年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虽然几经波动，但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一国两制”表示“有信心”的居民比例（一直维持在70%以上）始终超过表示“无信心”的居民比例。
但不可否认的是，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在20年间仍旧产生了一定波动：年，奥运会在北京的开幕使得澳门居民的信心程度上涨到最高均值83.7%；而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澳门居民受到影响，在当年12月平均信心程度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值46.5%。
澳门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
资料来源：澳门周年调查Macauannualsurvey、香港大学民意网站
2.对“澳门人”、“中国人”的认同感均保持较高水平，且二者并不相互矛盾
自回归后到年，澳门居民均较为认同自己同时作为“澳门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两者区分不大，且未有明显波动。
根据民调数据，澳门居民对自己“澳门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分别在7—9分（满分10分）之间波动。同时，自年起，民众对“澳门人”认同的评分逐渐增高，这说明居民对澳门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然而，对“澳门人”身份的认同并未减弱居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甚至在某些阶段澳门居民对其“中国人”的认同还略高于对“澳门人”的认同。
在澳门，本土意识和国家意识并不处在对立状态。有趣的是，在成功平衡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方面，澳门其实并不是特例。
在早期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部分国家也出现过相似情况，较多的德国人、法国人会同时认同“欧盟居民”和“本国居民”的身份。一方面，这一“欧洲意识”的产生与欧洲独特的历史（特别是欧洲国际关系史）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也是近年欧盟各国深化身份认同教育的结果。
澳门市民的身份认同感
资料来源：澳门周年调查Macauannualsurvey，香港大学民意网站
如何理解澳门居民的*治认同？
无论是从20年的纵向时间维度上，还是与香港特区的横向比较维度上，澳门居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目前，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解释：
其一，从经济上来说，澳门较高的人均GDP与社会福利使得经济社会矛盾较少，故民众对*府和整个*治体系较为满意； 其二，澳门作为内地居民的新移民区，本地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少，因而居民对中央*府和*治制度具有较高的认同感。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太高的解释力，且过于粗略。
一方面，相对于香港来说，澳门的产业结构更为单一（博彩业占90%以上），且也具有较大的贫富差距，而这正是容易引发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如部分学者所言，“移民对本源国家民族保持强认同并不是必然的”（黎熙元，），何况还需要将澳门出生的本地居民、土生葡人等非新移民考虑在内。
因此，从这两种解释出发，需要对澳门居民*治信任的可能来源作更深入的探究。
相似地，学术界对*治信任的来源也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主义路径和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文化主义路径（这两种路径只是为观察*府的可信度来源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本身并不相互排斥）。
制度主义强调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状况、程序合法性、*治透明度、公平性、*府回应性、腐败感知等）对*治信任的影响；文化主义则强调*治文化、人口结构、社会信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治信任的影响。参照这两种研究路径的立足点，可以对澳门*治信任的可能来源作一个稍微更深入的讨论。
因此，从治理绩效和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澳门居民对北京中央的高信任有三大可能的来源：
第一，在回归后，中央*府对澳门提供了好的*策支持。
这也是最明显的*治信任来源；因为从理性选择角度看，人们对于*府的信任基于*府提供好的公共*策的能力。（事实上，判断一个*策是否“好”，要看这个*策的直接效果、附带效果、潜在效果和象征性效果。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集中
